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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浪新闻特约评论员沈彬（媒体人）

这是一个巨大的体制改革，而且是一个很容易被低估的巨大改革。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在北京市、山西省浙江省开展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方案》，部署在3省市设立各级监察委员会，先行先试、探索实践，为在全国推开积累经验。《方案》规定：监察委员会由省（市）人民代表大会产生省（市）监察委员会，作为行使国家监察职能的专责机关。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监察委员会合署办公，建立健全监察委员会组织架构，建立监察委员会与司法机关的协调衔接机制。

十八大以来，中央反腐“踏石留印，抓铁有痕”，大老虎像“砍瓜切菜”一样下马，公众对于中央反腐、监察领域的“大动作”是有心理预期的。但是，这次中央拟推进的监察委员会制度，动作之大，还是超出了很多人的预料，堪称“于无声处听惊雷”。

监察委员会的突破在哪里？

首先，由省（市）人民代表大会产生的省（市）监察委员会，对于目前的“一府两院”制度的巨大突破和完善，正在向“一府两院一委”迈进。按《宪法》的规定，从国家到县级地方，都是由人大选举产生人民政府、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一府两院”对同级人民代表大会负责，受其监督。

这次《方案》明确，在试点省份，监察委员会由同级人大产生，这种直接的授权方式，代表了人民对于监察委员会的充分信任，也彰显了未来监察委员会权力之大、责任之重。

要说明的是，这次监察委员会设立的改革力度，远大于前几年的“大部制改革”。“大部制改革”，说到底，还是对“一府两院”之下的行政系统的下属部门之间的合并，而目前的监察委员会则是对于“一府两院”巨大突破和完善，使得中国的监察机构的地位，大大提升，也必然强化中国的监察、反腐力量。这是一次堪称怎么评论也不过份的重要体制改革。

事实上，从历史沿革看，监察权在中国国家权力结构中应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自秦汉以来御史大夫就与丞相、太尉并列为“三公”，监察权也长期与行政权并列。在民国时代“一府五院”的政体中，就有专门“监察院”。

这一次设立的监察委员会，无疑是在新中国历史上，突破性地强化了监察权的重要作用。

其次，设立监察委员会将大大提升纪委的地位，实现了党的监督和行政监督的“无缝衔接”，避免了反腐大业被枝节问题所影响。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设立了党内的中纪委；1986年，恢复了国务院下属的监察部，之后又通过了《行政监督法》，使监察部门的行政监察有法可依。1993年开始，中纪委、监察部合署办公，初步完成了党内监督和行政监督的统一。

但是，纪委和监察部门毕竟还是“一套人马，两块牌子”，涉及党内与非党内的监督案件时，还是存在一些衔接问题。这次在地方层面上，由人大直接产生监察委员会，使纪委与监察委办公实现“一体化”，从行政层面提升了纪委的地位，解决纪委难以直接适用国家法律的问题，使得反腐的机制更流畅。

第三，设立监察委员会，使得国家监察权力高度统一，强化了反腐的力量。

中国现行的反腐机构相对分散，容易出现“各自为战”，信息沟通不充分，案件转移卡壳，党纪、行政监督和司法诉讼衔接不流畅等问题。目前由纪委执行党纪，由监察部在行政部门内执行监察，由人民检察院对于公务员的职务犯罪、渎职犯罪进行立案侦查，而涉及到一些商业腐败案，则一般由公安机关来侦查……但是，很多腐败案件是“跨阶段”的，商业腐败可能背后涉及到政府官员、事业单位人员的行政腐败，也可能涉及到党务官员的腐败，如果搞“铁路警察，各管一段”，就很难发挥反腐的集中力量。

而基于地方人大授权的监察委员会，则很好地发挥了“国家监察职能”，实现了对商业腐败、行政腐败、党员腐败的广谱式监督和追究。

没有效率的正义，是软弱的。这次试点的监察委员会的改革，不是对于既有制度的修修补补，而是旨在重塑中国监察权力结构，甚至突破现行的“一府两院”制度。力度之大，决心之大，影响之深响，可以说远超之前打掉的任何一只“大老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