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制度导致了党争，还是党争腐化了制度

美国总统选举剧情几经辗转，即将迎来最高潮。不管是希拉里·克林顿成为美国首位女总统，还是以“反建制旗手”自封的唐纳德·特朗普成为白宫新主人，这台美剧都足够让人瞠目。

从新任总统选出之日到明年１月２０日在国会正式宣誓就职，这两个多月时间就成为现任总统奥巴马的“善后期”。一些媒体已迫不及待地盘点起这位美国历史上首位非洲裔总统的八年执政。

于国家深陷“两场战争”“金融危机”和“国际信誉危机”之际上台的奥巴马，被美国选民寄予厚望，期待他能带给美国“变革”。然而，八年过去，美国依旧深陷战争泥潭，国内社会依旧“黑白”分明，控枪、移民、税收等改革踯躅不前，强推的医改法案遭遇国会阻挠甚至送到最高法院判决……尤其是共和党在２０１０年中期选举中战胜民主党成为国会众议院多数党后，党争便成为“奥巴马时代”美国政治生活的一个关键词。

两党在国会的对峙，严重掣肘奥巴马政府涉及国计民生的诸多改革努力，一度导致政府“关门”，甚至险些引发一场灾难性的主权债务违约。与此同时，在这八年间，众议院大佬曾一度状告奥巴马“像国王一样绕过国会滥用行政权，间接干预国会立法程序”。而随着共和党在２０１４年中期选举中拿下参议院多数党地位，其主导的国会与民主党政府的府院之争也进入白热化阶段。

面对党争，奥巴马曾在白宫记者协会晚宴上公开嘲讽国会不作为：“如果你想不干活也能领薪水，你应该像其他所有人一样竞选国会议员。”

尽管任期还未结束，但是本届国会（任期至２０１７年１月）已被认为是１９４７年以来最低效的国会。盖洛普公司在１０月上旬开展的一份民调显示，这届国会的支持率为１８％，总体支持率在１０％至２０％之间徘徊。

今年２月，联邦最高法院保守派大法官安东宁·斯卡利亚去世，保守、自由两派“宪法守护者”力量对比由５：４变成４：４。为了抓住这一“历史性机遇”，实现本党在国家政治体系中的利益最大化，两党完全不顾斯卡利亚尸骨未寒，立即展开赤裸裸的夺位之战。

作为美国政治体系的司法支柱，联邦最高法院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地位重要，是民主、共和两党志在必得之地。斯卡利亚身后之争实际上是代议制民主、分权理念与“金钱政治”相结合，而作用于国家政治生活的一种极致表现，暴露出美式民主光鲜外衣下的丑陋来。

今年２月，奥巴马发表演讲承认，当前美国政治制度最严重的问题在于民主、共和两党的对立程度不断加深。他认为自己在总统任内为数不多的遗憾之一就是“没有能力改善政治的两党分化和自私自利现象”。

的确，且不说国家大事，为了一些鸡零狗碎的小事，驴象之间也会大打出手。今年５月，“跨性别”这个字眼，骤然成为美国党争的焦点词汇之一。围绕跨性别学生如何在学校上厕所，民主党掌控的联邦政府和共和党主政的“红州”相互诉讼，争吵不休。

在美国，政党的历史可以追溯至１８世纪９０年代。公民在宪法框架下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的需要客观上推动了两党制在美国的发展。从联邦党－民主共和党时代，到民主党－辉格党时代，再到民主党－共和党时代，两党制在美国一直存在且处于主导地位。

与很多实行多党制的西方国家在选举中采取比例代表制不同，美国在选举中采取“单一代表选区相对多数制”。根据这种制度，获得一个选区相对多数选票的候选人方能胜选。这种以“赢者通吃”为核心原则的选举制度实际上将小党排斥在国家政治体系竞争之外。

两大政党为确保本党政治利益和体系稳定，通常利用主政地方之机，出台一系列涉及被选举人资格或选票列名的规定，以限制其他政党活动以及防止本党党员在党内选举落败后“出走”他党。这些规定，客观上也刺激了美国政治的两极化以及两党内部的极端化倾向。

立场激进的势力在２０１０年中期选举中异军突起。共和党极右派别“茶党”拿下４０个众议院议席和５个参议院议席，成为当届国会阻碍立法、党争最凶的派别。本次总统选举中，共和党内“特朗普现象”和民主党内“桑德斯现象”其实很大程度上也是党内极端化的体现。

政治两极化和党内极端化是导致近年来党争愈演愈烈的直接原因。然而，需要看到，党争的根源在于“赢者通吃”的制度设计，在于“金钱政治”的深度渗透。同时，党争也在反作用于这个政治体系，导致“民有”“民治”“民享”的主体——人民——成为最大的受害者。

美国著名政治学者弗朗西斯·福山警告说，已经运行两百多年的美国政治体系如今出现了“机能性障碍”，政治极化日趋尖锐，制衡制沦为“否决制”。利益集团和游说团体对政治体系拥有过度影响，扭曲了民主进程，而他们“并不等于代表最高权力的美国人民”。

美国政治体系的“机能性障碍”并非一夜形成，解决起来也绝无可能一蹴而就。值得注意的是，在这次选举中，已经有越来越多的美国民众开始质疑曾经引以为傲的政治制度。而在一洋之隔的欧洲，“反建制”思潮同样波涛汹涌，猛烈冲击着精英阶层的政治治理。

看来，党争还要在大西洋两岸继续演绎下去，一幕幕新戏会次第上演。（记者蒋国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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