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思路与现代供给学派理论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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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以来，在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的大背景与条件下，我国经济理论界及实际部门广泛讨论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问题。其中实际部门多从实际操作方面进行了广泛研究，提出大量改进经济供给侧的可行有效的方法，并且实施后在产业、行业、产品供给方面，都已经逐步取得明显成效。同时理论界也开展大量研究和探索，试图从理论上加以解释和阐明，其中有人认为我国提出的供给侧改革思路是借鉴现代经济学中供给学派的理论；也有人认为这与现代供给学派理论有不同，或者可能有异有同，但是究竟如何异同也没有说清楚。本文从我国改革发展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角度出发，认为我国不可能照搬西方现代供给学派的理论，也不可能将其作为我国改革发展实践的指导，因为二者可能根本不同，二者的基本内容、产生的背景、针对的问题以及试图采取的对策都是不同的。弄清这些基本方面的不同点，有助于在马克思主义理论语境下讲好中国故事，从而有助于创新中国版政治经济学理论。

首先，包含的理论内容完全不同。从理论所包含的内容看，现代供给学派理论的核心内容，一是倡导并恢复对传统古典政治经济学中“萨伊定律”的信仰，极力宣扬供给会自动创造需求的信条，即当生产品出卖后换取收入也就自然形成购买的需求，因此只有发展生产才能消除经济不均衡，实现充分就业并消除通货膨胀，并由此顺势推导出达致经济均衡的着眼点，应当是刺激国民收入方程式的生产方面；二是针对凯恩斯需求调控理论进行批判，极力否定需求自动创造供给的假设，从而再次祭起新自由主义的大旗，主张经济应当由市场自动调节，反对由政府进行行政干预，特别是凯恩斯需求干预政策，则更被看作是经济不均衡的罪魁祸首，必须进行彻底的清算。与供给学派的这些系统理论表述不同，我国目前提出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则是我国政府按“问题导向”方法在新常态环境下推动和改进实际经济工作的思路，是针对性很强并且具有高度操作性的有效举措，但截止到目前还没有包含或形成系统的理论内容；并且从这个供给侧改革思路的主旨看，并不一般地反对、抵制或否定需求方面的调控，相反总是提出并有意强调在保持总需求适度的同时，侧重供给方面进行调整和改革。进一步说，这一供给侧改革思路并不着重依据某个特定理论学派或反对某个学派，因此其所可能形成的理论框架及其可能包含的理论内容，还有待于我国丰富多彩、生动活泼的社会实践的进一步深化和逐步成熟，也有待于理论工作者对我国的新鲜经验和中国模式的进一步提炼和概括。没有充分和成熟的社会经济实践，不可能有成熟的系统的相关理论。当然，适应于改革发展的需要，不断地研究和探讨当前正在进行的这些实践内容，一定可以对创新中国特色政治经济学会有所禆益。

其次，产生的经济背景不同。经济学界熟知，现代供给学派理论产生于发达经济体，或者说是发达国家在经济发达阶段的产物，是属于成熟经济中的供求总量在周期波动中如何实现均衡的理论；或者说其依据的经济背景是在经济总量一定的前提下，总供求在经济周期中此消彼长地相互适应的格局，其中决定经济规模边界的主要变量都已经达到最大。与此不同，我国提出供给侧结构改革是属于经济总量增长中的问题，是在推动经济规模扩展过程中根据相关条件，有时侧重供给方面发力，而另外时间可能侧重需求方面出招，从而持续性推动经济增长和发展的问题，因为在我国经济中决定经济规模边界的变量，大多都处于低位待发展状态，保持中高速增长的潜力还很大。这很不同于现代供给学派所赖以产生的已经成熟和发达的经济背景。

构成经济背景差异的主要因素包括：一是人口增长态势不同。人口规模是决定经济增长边界的重要因素。我国人口规模还未达到顶峰。按照新的人口政策，未来出生率必然有较前稍快些的上升。我国人口总量大约在2029年达到顶峰，约为14.5亿，在这之前总人口规模是不断扩大的。只要人口规模扩大并增长，就要满足新生人口的各种需要；也要满足相比较而言在我国提前出现的老龄化人口的新需求，这是人口规模扩大中人口结构变动带来的总量扩张。然而，在大多数发达国家人口规模早已越过峰值，进入人口零增长或负增长阶段，从而由人口和劳动决定的经济潜力已经达到了边界。

二是基础设施完善程度不同。基础设施是否完善是决定增长边界的另一重要因素。如果一个经济社会的基础设施已基本完善，则此经济体的经济增长潜力即接近最大可能。我国基础设施近三十多年来有了很大改进，但与发达国家比较差别仍然较大。2014年单位面积高速公路里程数，我国只是美国的1/5；而近些年我国发展较快的互联网产业，按百人用户数计我国也只有美日德的一半。即使是我国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东部地区，许多方面的基础设施也都有待完善，以京津冀地区为例，高速网、铁路网，飞机场，城市地下管网，互联网等，都远不能满足需要。况且，还有制度建设方面的基础设施如社保、教育、卫生等，差距都很大。我国千人拥有病床数2012年只是德国的2/3，是日本的不到1/3。而这方面的城乡差别也很大，城乡基础设施及公共服务均等化还刚刚启动，按公共设施的人均投入比较，城乡比例是16∶1，远高于2.5∶1的城乡收入比。如此基础设施背景下的供给侧改革思路，不可能直接依据成熟经济中的供给学派理论。

三是城镇化程度不同。城市化率从人口区域结构变动角度决定经济规模边界，其制约作用是综合性的，包括制约居民住宅建设、房屋装修、家具装璜等规模，包括为居民区服务的商用场所、写字楼、金融CBD、集中性文化娱乐设施等商业地产规模。我国城镇化还远未完成，目前的名义城镇化率是54%稍多，但按户籍人口计算则只有36%多，现有7.5亿城镇人口中有2.5亿没有城镇户口，属于“离土离乡未进城”的农民工居民，无法享受城镇公共设施及公共服务和市民权利。但是发达国家的城镇化率都在80%以上，世界平均城镇化水平也在70%多。也就是说发达经济体是一元经济。一元经济中产生的供给学派理论不可能指导二元经济增长中的供给侧改革实践。

四是失业性质与就业态势不同。发达国家作为成熟经济体，由于劳动总量已经达到增长边界，通常是在经济周期变化中出现结构性失业或周期性失业，现代供给学派的任务是消除这两种失业而保证正常生产。我国则不同，我国每年新增就业人数即以千万计，2015年城镇实现新增就业1312万人，预计2016年也需完成相当的就业增量，在这之外还存在4%-5%的城镇登记失业人口以及乡村中大量潜在失业农民。这增量失业与潜在失业并存情况下的供给侧改革，根本不同于现代供给学派所依据的周期波动失业的经济背景。

第三，面对及需要解决的问题不同。各种经济社会理论和政策都是针对特定社会问题，从而适应社会需要的，现代供给学派产生时面对的主要问题是西方世界普遍出现的“滞胀”难题，即通货膨胀与经济增长停滞同在，投资需求过度与高失业率并存，凯恩斯等理论学派的需求调控理论对此束手无策，从而催生了现代供给学派理论。然而，这与我国的供给侧改革所面对的问题迥然不同。一般地说，我国提出的供给侧改革从短期看主要针对并要努力解决的是生产质量和效率问题，比如减成本、增效益、补短板、调结构、减库存、降产能，而从长期看主要应当解决如何推动持续经济增长，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社会需求。主要差异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是我国经济与发达经济的增加值质量和财富含量不同。同样新增一个亿的GDP，我国与发达国家GDP的物质财富内容是不一样的，发达经济GDP增加值中的技术含量和产品质量都要更高些。也就是说，从其GDP的物质财富质量内容看，发达经济体可能服务更多人口，或服务同量人口有效时间更长。中美两国全要素生产率的差异可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二者经济效率与质量的差别，材料表明，1975-2015年我国全要素生产率虽然整体趋势是上升的，但大约只占美国同期的30%-40%，差距还是很大的。

二是我国经济与发达经济的匹配性有差别。很多人关注到我国经济宏观上“三农”落后与非农业现代化的不配套以及人才短缺与提高技术水平的不配套，而没有认识到新增产值中物化产品的不配套问题，比如不同规格机床零部件、不同型号钢材、不同标准水泥、不同尺码电子元器件等等，都有技术上的固定配套比例，如果不匹配即导致闲置甚至长期无用，即大量已经计入GDP总量新生产产品，因配套不全而无法实现实际消费或被在生产中使用，只能增加库存量。这就是通常所指的“木桶原理”。这是我国经济中库存量大大高于发达经济的一个重要原因，从而我国往年GDP增量应当根据库存品实际使用年度和最终报废率而进行折扣。

三是我国重型经济与发达国家轻型经济结构不同。我国经济还是重型、汗水型、资源消耗型，服务业对GDP的贡献率大约为50%，而发达经济体通常达到70%以上；单位原油消耗创造的GDP增量我国约为日德的1/4到1/3。我国经济结构转型的任务很重。在结构调整中我们无法把大量硬件机器装备转移到新行业，如上世纪90年代销毁纺织机具和近年废弃钢铁设备等，而拥有轻型和知识型结构的发达国家，把拥有智慧头脑的人才转移到新行业就能完成。比较而言，我国在推进结构转换过程中损失更大，这些都是GDP的缩减因素。

四是我国经济增加值中比发达经济包含更多补偿性。发达国家的基础设施如路、桥、楼房等真正实现百年工程，设备坚固耐用，财富日积月累。而我国新生产产值中往往有很大部分是对往年GDP生产中的破坏性伴生现象的补偿，如许多新建公路、市场、场房、居民住宅等常常因质量或规划问题被推倒再建，城区各类地下管网频繁重复施工非常普遍，据建设部统计每年仅因过早拆除房屋导致的浪费超4600亿元。更严重的是全社会关注的环境污染问题，环保部估计其年损失额过万亿。这些在GDP创新过程中的破坏性伴生现象，导致我国经济财富积累缓慢，必需扣除并用新的GDP来补偿。

五是我国经济基数及选择性与发达经济不可比。虽然目前我国经济总量达到10万多亿美元，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人均GDP只有约8000美元；而美国等发达国家则高达5万多美元甚至更高，约为我国的7-9倍。就居民收入水平看，差距更大。我国还没有达到全面小康水平，去年城镇居民人均收入不到4万元，农村则不足2万元，并且还有年均不足3000元的绝对贫困人口7000多万人。显然与富裕的经济体比较，我国经济基数还太小，因此经济供给品的品种、质量、价格、款式、功能等丰富程度就低，体现在供给侧的选择性必然较小，从而难免把某些消费需求挤到国外市场，如日、美发达国家的奢侈品市场等。显然，面对如此经济问题而提出的供给侧改革思路只能以总量增长为目标，必然根本不同于植根于富裕经济基础之上以消除“滞胀”为目标的现代供给学派。

第四，开出的治世药方和政策措施迥然不同。针对发达经济体当年出现的“滞胀”现象，现代供给学派认定其产生的主要原因是政府对社会需求过度干预的恶果。他们认为供给是需求的惟一源泉，供给能够创造需求，没有产品生产和出售就不可能有购买商品的支出。因此只要市场机制充分发挥作用，产品就不会过剩，失业就不会存在；只要政府不推行货币超发，投资也不会大于储蓄，通货膨胀也不会发生。这样，没有通货膨胀的充分就业均衡就能够实现。因此，极力推崇政府政策应当刺激供给，其中减税是他们提出的最重要政策主张，特别是减低边际税率应当作为至关重要的刺激因素，竭力鼓吹对工资、利润、利息、租金等增加部分所征税率的减低，认为借此能刺激人们多做工作，更能刺激个人储蓄和企业投资，从而促进增长增加就业，抑制通货膨胀，并且宣称减税后政府税收还会增多。总之，供给学派的核心主张就是以减税消除“滞胀”，实现经济总量均衡。

与此不同，针对并解决我国供给侧存在的问题，主要应当诉诸于体制改革，将构成供给侧的生产要素如土地、劳动、资本、科技等所包含的经济潜力充分释放出来，以提供足够的有效供给。这必定是一个复杂的体制改革方案，除了应当继续增加出口、扩大消费等需求以及采取某些“减税刺激”外，需采取的改革措施涉及要素供给的方方面面。土地的供给涉及农民利益及房地产业，因而需要农村改革和房地产市场体制改革；劳动素质的提高需要改革教育培训体制，提高人力资本积累，劳动者数量依赖于生育政策和养老体制的改革；资本积累的提高与资本市场体制、金融体制的改革紧密相关；而科技的供给则直接依赖于科技创新体制、教育体制、分配体制等的改革深化。所以，我国供给侧的问题主要应当依靠体制改革，即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来解决。这与现代供给学派主张改变刺激调控方式的对策根本不同。

当然，在涉及如此千头万绪的多种改革环节中，也应当抓住一个基本线索，笔者认为主要还是应当抓住资本积累及投资体制的改革，因为供给侧各要素体制的改革都离不开资本积累的支持。如果不是通过货币增发而是通过资本积累及投资体制改革，就能够确定投资方向、激活投资主体，增加各生产要素的有效投资量，供给侧的问题即可解决，经济即可保持稳定增长。具体而言，这些体制改革举措主要集中在如下各方面：加速企业体制改革，推动投资结构和经营结构调整，引导企业投资遵循符合市场需求的方向；继续推进行政体制改革，通过简政放权和商事制度改革，激发民间经济并增加投资主体；推进税收体制改革，进一步完善分税制，中央层面适度增加一些涉及全局均等化的事权和支出责任，而各地方政府则适度增加收入分享权，减少地方政府对土地和房地产财政的依赖；同时也应当借助营业税改为增值税的改革尽可能降低中小企业的流转税负，增加各地方政府和民营企业的投资积极性；改革金融管理体制，发展草根金融，如互助储蓄银行、储蓄贷款协会、信用合作社等在内，为中小民营经济的发展创造条件，增加有效投资来源；加大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推进力度，改变“雷声大雨点小”的现状，消除“甩债务包袱”、“处理”落后企业的心态，应当“靓女先嫁”以优质国有资产吸引社会资本、民间资金投入公有经济，推动国有企业改革，增加有效投资及有效供给；加快教育科技体制改革，增加人力资本积累，提高科技贡献率，坚定不移地推行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包括严厉打击侵权行为，吸引并加大教育科技领域的投资；加快户籍制度改革、社会保障体制改革、土地制度改革，推进城镇化进程，激发更大投资额。这是一系列深刻的社会化基础设施改革，必吸引并积累大量新资本，推动供给侧有效供给。

概括而言，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思路根本不同于现代供给学派理论，不能够简单等同或照抄，我们需要结合中国改革与发展的现实情况，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对我国以供给侧结构性体制改革为特色的做法和实践，进行深入的研究和概括，以发展和创新中国特色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从而引导我国经济社会解决当前问题及长远预期，避开中等收入陷阱，实现中华崛起、民族振兴的伟大中国梦。

（作者系天津市政协常委、市政府前副秘书长，南开大学教授、中国财富经济研究院名誉院长）

（责任编辑：王炬鹏）